清华副教授房价下降很可能抑制消费

2018年08月05日 来源:

清华副教授:房价下降很可能抑制消费

吴斌珍 1977年生,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副教授、清华大学财政税收研究及清华大学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研究员。2006年,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,经济学博士,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、发展经济学、应用微观经济学。

2012年,吴斌珍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史带经济学讲席教授李宏彬合著论文《Income inequality,consumption,and social-status seeking》获第四届麦肯锡中国经济学奖。受访者供图

核心观点

在经济下滑时,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来增加消费,基本是不可能的。刺激消费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,是一个系统工程。

对大中城市而言,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,并不代表下行会刺激消费,房价下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贷控制,首付高了,人们付不起,需要存更多的钱了。

房价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,很可能会抑制消费。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,让大家不要有房价上涨的预期。

用提高社保增加消费很难

改善养老保险可以提高消费,但是如果这个改善是以提高当前的缴费率为代价,消费反而会被抑制。

新京报: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后,居民的消费潜能还远未被激活,为什么?

吴斌珍:对于这个问题,目前还没有定论。但大家认可的原因有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,医疗、退休都是大问题,会让人感觉到将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。不确定因素还包括宏观经济的不确定,这些不确定性导致大家不敢放开消费,需要把钱存着以防万一。

我们的研究发现还有另外一种解释,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刺激居民更多地储蓄。现在社会分层比较厉害,很多人希望更上一层楼,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,所以父母拼命给孩子的教育投资,还想给孩子买个好房子,这些都需要事先储蓄。

新京报: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?

吴斌珍:如果问政府政策有没有起到作用,那就得问,你的社会保障体系变好了吗?好像是有改变,我们有了新型农村合作社,有了居民医保,养老保险也在推广,数据上看农村在2005年以后储蓄是下降的,但是并没有看到急剧下降,因为不稳定的因素还是很多。

新京报:就是说政策起到一定作用,但是力度不够大?

吴斌珍:对,这个力度很难衡量。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,比如引入新农合,消费增加了5.6%,其实是蛮大的,但现实中有很多别的因素掺进来。比如医疗变得更贵了,有了新农合,医疗机器变得更好了,原来每次去花10块钱,现在每次去要花20块钱。补贴有了,但是自己花的也没变少。

当然,也不能说福利没有变好,因为他看了更好的医生,用了更好的仪器,但总体上,很多因素会把这5.6个百分点抵消掉。

再比如,改善养老保险可以提高消费,但是如果这个改善是以提高当前的缴费率为代价,消费反而会被抑制。

所以,刺激消费不是一个单一的工程,而是一个系统工程,政府也非常为难,各个部门之间很难协调。

新京报:现在GDP增长有下行压力,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加困难?

吴斌珍:对,经济下滑时,大家更不敢消费,因为担心明年更糟糕。而且企业也出现很多状况,这时候政府要让社会保障变得更好,让企业或个人多交钱,也不现实。实际上,我们的研究发现,提高社保缴费率会抑制消费。所以,在这个时候,想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来增加消费,基本是不可能了。

政府可以有一些别的刺激方式,包括宏观上的财政刺激,当然财政刺激也会有负面效果,会挤出个人投资,但是短期来看,财政刺激,比如基础建设,还是能拉动一些需求。

房价下跌也会抑制消费

本来值100万的房子只值50万了,这很可能会抑制消费。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。

新京报:你曾做过房价和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,目前房价对消费的影响怎样?

吴斌珍:中国居民房屋拥有率是80%以上,这个是很高的。我们曾写过一篇文章,拿12个大中城市做样本,平均来说,房价是抑制消费的。但是,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,拿了90多个城市做样本,发现平均下来,房价对消费的抑制效果不明显。

新京报:目前房价出现下行趋势,如果房价降下来会对消费有促进作用吗?

吴斌珍:如果拿90多个城市样本看,效果不明显。对大中城市而言,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,并不代表下行会刺激消费,现在房价下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信贷控制,首付高了,人们更付不起,需要存更多的钱。所以,下行以后,也不一定能刺激消费。

新京报:什么样的房价涨跌程度能与消费形成互补关系?

吴斌珍:国外的研究显示,房价和消费往往是正相关,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财富效应和抵押贷款效应。房价高了,有房的人财富增值了,会刺激消费;房子值钱了,可以拿到更多的抵押贷款用于消费。这两个效应在中国都不明显。中国的投资渠道太过缺乏,加上大家一直有升值预期,因此我们观察到的是有房的人不是增加消费,而是继续为第二套第三套房的投资进行储蓄。第二个渠道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,很难有显著的影响。

我们针对大城市的研究发现房价的快速上涨会抑制消费。因此有必要遏制房价的快速上涨,改变人们的升值预期。原来是所有人都认为房价会上涨,于是省吃俭用把余下的钱投入到房子里去,这是最坏的情况。为什么有泡沫,就是大家把它变成一种投资品,不停地标价,如果房子是一种跟CPI一样平稳增长的东西,那它就变成了消费品,这是比较健康的状态。

新京报:房价下行导致的资产贬值会抑制消费?

吴斌珍:是的,房价下行不是很好的事情,80%的人拥有房子,本来值100万的房子只值50万了,这很可能会抑制他们的消费。所以让房价下降不如让房价稳定,让大家不要有房价上涨的预期。

像修路一样修城会造成浪费

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,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,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。

新京报:城镇化会对消费有什么影响?

吴斌珍:城镇化是个一揽子的工程,修路、建学校、建医院,有非农就业才是城镇化,不是把一座城建起来了就叫城镇化,而是要人搬进去享受城市的生活。有工作,孩子能上学,生病有地方看,人们才可能选择在一个地方定居。

人群聚集以后就会有规模效应,就会有商场,集市,菜市场这样的地方。这个规模效应会导致消费增加。城镇化是系统性的工程,如果这一揽子都建好了,那肯定是能刺激消费的。

新京报:会不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扭曲或风险?

吴斌珍:这是不可避免的,城镇化不仅是把人搬过来,还需要就业机会。所以政府提倡城镇化是对的,但如果进行过多的人为建设,像修路一样去修城,就会造成资金的浪费,这些钱还不如贷款给私人企业,让他们投资项目,雇用更多人。

新京报:如何在合理范围内推行城镇化,才能有助于刺激消费?

吴斌珍:本身城镇有自我发展的动力,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相对农村还是要好一些,人们还是愿意到城里去住。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制度约束使得他们在城里住得不舒服,那么他们就会回农村。

目前,小城镇的户籍制度已经慢慢放开,转为城镇居民越来越容易。但问题是大家不愿意离开农村,因为农村有地,变为城镇居民以后地的收益就没了。

政府应该设计一套机制,让农村的人搬到城镇以后,还能拥有原来集体所有制的权益。一边鼓励他们去城镇住,一边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,这对促进城镇化有很大好处。

新京报:所以要顺应城镇自然发展和农民的意愿。

吴斌珍:是的。有城镇化苗头的话,政府就可以顺着推一把,改善城镇的基础设施。农村的权益把农民捆绑在农村里,要想办法解脱这种捆绑。有人说反哺农民,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反哺方式,欢迎他们来城市居住,同时保留他们在农村的权益。

干预价格是因为缺少其他工具

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,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。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,但见效并不快。

新京报:你在原来做的关于药品降价的研究中提到,降价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政策的初衷,为什么?

吴斌珍:以前降价只是行政性降价,它的很多配套都没有变好。新药的审批没有跟上,药厂完全可以改变药的剂量和名称来重新上市,这样就换汤不换药了。

更根本的是医院没有被激励去用低价的药,人为地压下价格,医院也总有办法换一种药,不开低价药,这是典型的没找到问题根源的解决政策。

我看了药品的进出口情况,加了管制以后药品进口就增加了,进口药的价格就高了,毕竟医院是靠这个盈利的。政府本来想价格下来以后能把医疗支出降下来,但其实没有降下来。

新京报:你怎么看待政府对价格的干预?

吴斌珍:虽然直接干预价格并不好,但政府往往缺乏其他工具去做。最好的方法是调节供给,但见效并不快。行政性的降价是最快的,短期效果最好,所以也需要理解政府。

就限定猪肉价格的上涨为例,政府短期调节供给就意味着拿出储备肉,但这个量是很有限的。鼓励农民多养猪,但是这需要一年时间。美国很少有直接的价格干预(有价格管制),是因为不允许政府这么做。假如没有这个工具,政府就会想办法改进制度,改进农产品管理。

同题问答

Q: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改革比较关注哪方面?

A:我比较关注教育,教育改革比医疗改革还要糟糕。教育的数据公开的也不多,这几年的教育改革也比较多,比如高考,就近入学划片等等,但这些政策都不是特别根本的改革。

Q:未来十年哪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?

A:应该是互联信息产业,这是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一个行业。虽然是技术密集型,但技术也来自于人,不是靠机械的,它更取决于创新性想法。

Q:你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谁?

A:哈吉柴堤,他2013年刚拿了克拉克奖,是研究税收的,我现在也关注这一方面,中国的税收还是有很多问题,商品价格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差别很大,他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棒。

Q: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这个话题?

A:知识分子当然有社会,比如大部分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经济学,就是抱有经世济民的理想或感,想为民众、为社会出一份微薄之力。社会上一直批判知识分子没有心,但这句话只对少部分人成立。大部分学者都对自己有清楚的定位,不会在没有做研究的情况下就乱加评论。

人物

经济学改变了女愤青

吴斌珍是典型的工科女,本科毕业于西安交大核能和热能专业。考研时,她翻看范里安的书,觉得特别有意思,于是决定跨界经济学。

他思考问题,看待社会的方式,很独特。吴斌珍说,从小受到的教育,让她对很多东西都有价值判断,也会用这个价值判断去想问题,但范里安改变了她

清华副教授房价下降很可能抑制消费

范里安的书让我觉得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,其实很多事情不要一上来就进行价值判断,应该先分析为什么,了解事情的根源,知道了根源就不会简单地批判这个事情应不应该。这是吴斌珍读书后的收获。

转眼,与经济学已经结缘十几年,吴斌珍说经济学已经改变了她的思维方式。我原来就是个愤青,对好多问题都看不下去,但是现在,我就会比较理性。

吴斌珍还讲了一个她听过的笑话,说有人做试验经济学,测谁自私谁不自私,发现学过经济学的人都很自私。

她说,其实不是自私,而是理性,学过经济学的人会想,我要不要这么做,我为什么要这么做,一想就不得了。

很多时候愤青是一种情绪,没有太多思考在里面,而思考就会变得冷漠,但这样的好处是人是理性的,得出的结论是稳定的,不会反反复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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